这头VS那头 (第1/2页)

苏丽性子直率，做事毛躁，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但这个性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行动力高。

她不过是粗粗有了个想法，大晚上都不睡觉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写出一个“和大山里孩子面对面”的策划稿，第二天一早发到他们的小群里，请几个同伴帮着参详。

这个活动并不复杂，就是仿照当年风靡一时的“笔友”，请人来和孩子们视频，聊一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一聊孩子的烦心事，和孩子通一通邮件。

苏丽初步的设想，是在自己大学的校论坛上和支教群里发布这个活动，实名制征集愿意和大山孩子做朋友的校友，和孩子们进行“交友”；

一开始肯定没条件一对一，毕竟多媒体教室里就只有一台笔记本和一部投影仪，他们可以让一个班的同学和大学学生利用视频沟通交流；

等孩子们适应了这种“视频电话”的方式，就可以和群里的支教老师一起，让双方带着的山区学生利用视频电话“交朋友”。

现在也不是所有山区都像红星小学这么偏僻落后，很多支教的小学、中学都已经有了计算机课，有些学校甚至做到了一人一机，完全能够支持和孩子们的交流，只要张校长学会了怎么使用这些设备，这项“活动”就可以一直支持下去。

“而且，我们可以教高年级孩子学会怎么打字、怎么发邮件，虽然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带了笔记本来，可以在上课时借给他们学打字。”

苏丽一晚没睡好，身体很疲倦，可精神依旧亢奋，“我觉得，很多孩子与其说是想爸爸妈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并没有寄托，认为自己被遗忘了，只要他们有了可以倾诉的地方，对父母的思念就未必会这么强烈。”

这样的“沟通”，更多的像是一种“心理疏导”。

红星村里曾经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兄弟姐妹三人，父母出去打工，两个弟弟妹妹都交给哥哥教养，他们每天自己做饭，自己收拾，自己种地，也不会有人催促他们吃饭睡觉、功课做得怎么样，封闭的久了，连村里的人也懒得问他们，就这么被遗忘了。

后来是张校长发现他们大半天没来上学了跑去他们家里找，才发现六年级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服毒自杀了，只是发现的及时，被催吐以后送去镇上医院救了回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村子里也不敢留这三个孩子了，打电话让孩子的父母把侥幸抢救回来的孩子带走了，现在也不知道过的如何。

在留守儿童中，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苏丽的年代，孩子们还能通过笔友了解外面的世界，而在这个纸笔信件已经被淘汰的时代，如果一个偏远山区没有支教老师的到访，恐怕这些孩子们连外面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

苏丽的策划案写的很是稚嫩，但已经具备一个方案形成的雏形，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几个老师和张校长凑在一起，听完了她的想法，都觉得可以实施起来看看。

说干就干，苏丽在自己的支教群里发了经过大家修改后的策划案，杜若也在自己的学校论坛里发了这个帖子，征集愿意和孩子们进行疏导、聊天的校友。

相比较之下，杜若读的是师范大学，她的同校学的大多是师范类专业，还有许多是儿童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的学生，既具备一定的知识，也需要和孩子们接触的经验，比苏丽那边单纯找支教老师帮忙要靠谱的多。

征集帖一出，立刻就引起了杜若所在的大学和学生团体的关注，杜若几个老师还帮着她在学校里奔走宣传，很快就有几十个学生在团支部实名登记，和杜若、红星小学互相加上了微信，约定了可以和孩子们“聊天”的时间。

另一边，苏丽加的支教群里也有不少正在支教的老师对留守儿童的问题深有同感，同意和她一起组织起校际之间的“联谊”，让双方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

为了这个，张校长还调整了每个班的课程表，沟通了视频双方都方便的时间，定下了一个星期三堂的“多媒体课”，重新张贴在每个教室的黑板前面。

刚贴上去的时候，很多学生不知道这个“多媒体课”是什么，等到六年级生懵懵懂懂的开始上第一堂“多媒体课”时，才知道这堂课就是找人来和他们“交朋友”。

那堂课，秦朗和江昭辉提前调试好了设备，孩子们一进入多媒体室，被幕布投放出来的某位大学校友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江雪，是一名来自xx师范大学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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